泰國大皇宮中穿洋裝的中國石像魏晉南北朝時期，中國的絲織物出口更為普遍。日本人佐藤真在《杭州之絲織業(yè)》中寫道：“在日本機織業(yè)未發(fā)達之前，所稱的吳國的服地，就是由杭州輸入的絲織物。現(xiàn)今日本還有吳服店的名稱，其起源就在于此。”�！度龂�·魏志》卷三十注引《魏略》說：“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，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。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……”《梁書·諸夷傳》中載：“孫權黃武五年（公元226年），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，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。權問方土謠俗，論具以事對……”說明當時羅馬商人也有從海路來中國的。東晉時，一位名叫法顯的中國和尚，從陸路赴印度取經(jīng)，然后從海路返回。當他經(jīng)過獅子國（今斯里蘭卡）時，看見當?shù)厣倘耸褂?#8220;晉地絹扇”，“不覺凄然淚下滿目”，想起了祖國。
唐代絲綢外運主要經(jīng)由帕米爾高原，而宋代卻是海上通商的蓬勃時期。中國商人從通商港口杭州、明州（浙江鄞縣）、泉州、廣州等地出發(fā)，至南洋群島、印度和阿拉伯。趙汝適在《諸番志》卷下中寫道，南洋諸國與宋商貿(mào)易往來非常頻繁，如細蘭國“番商轉易用檀香、丁香、腦子、金、銀、瓷器、馬、象、絲帛等為貨。”南毗國“用荷池、纈絹、瓷器、樟腦、大黃、黃連、丁香、腦子、檀香、豆蔻、沉香為貨，商人就博易焉。”在這些貿(mào)易中，中國人輸出的主要是絲綢。
元代在泉州、上海、杭州、慶元（今寧波）、溫州、廣東等地設置市舶司，輸出的貨以五色絹緞、蘇杭色緞和南北絲為主，兼以青白瓷器和金、銀。
明太祖一開始建國，就派吳用、顧宗魯、楊載分往安南、占城、爪哇、日本等諭意。占城先遣使前來，明太祖即贈織金、綺、緞、紗、羅，以政治目的為主，而后又帶動了國際貿(mào)易。明成祖一登皇位即遣使到安南（今越南北部）、暹羅、爪哇、琉球、呂宋等，宣布明朝的政策，并歡迎他們來貿(mào)易。其所攜帶禮品主要是絲綢。鄭和幾次下西洋，均帶著敕書、錦綺、紗羅、綾絹等。
當時的滿剌加，由于位于現(xiàn)印度尼西亞香料群島和印度馬拉巴海岸之間這一地理優(yōu)勢，一度成為整個印度洋上著名的海外貿(mào)易集散地。在這里，當?shù)厝擞帽镜厮a(chǎn)的打麻兒香（樹脂，其中明凈質純的好似金珀一般）做成的帽珠、珍珠、鳥羽、一種用芭蕉心織成的席子以及肉豆蔻、丁香等香料，交換來自中國的絲綢錦緞和瓷器。
清代由于一度閉關鎖國，但由于絲織業(yè)不斷發(fā)展，最終還是在海禁20年后恢復了海上通商。康熙時河道總督靳輔發(fā)現(xiàn)，有海上貿(mào)易時，“一切絲粟布帛器具各物，價值涌貴，而買者甚多，民間資財，流通不乏，商賈俱獲厚利，人情莫不安恬。”而海禁卻使得“民情拮據(jù)，商貨虧折。”開禁之后，不僅中國船載絲外出，外國船也來中國購絲。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一五里，記載著這樣一首詩：“洋船爭出是官商，十字門開向二洋。五絲八絲廣緞好，銀錢堆滿十三行。”《乾隆上諭條例》中，記有李侍堯奏折中的一段話：“惟外洋各國夷船，到粵販運出口貨物，均以絲貨為重，每年販運湖絲并綢緞等項貨，有二十萬余斤至三十二三萬斤不等。”蘇州織造安寧《禁絲斤出洋折》中說：“……今以浙江杭、嘉、湖三府所產(chǎn)之絲，供天下紬、綾、緞之用。”海上絲綢之路的結果是各國紡織品交流活躍，極大地促進了各國紡織品的發(fā)展。
海上絲綢之路，使中國絲綢文化對世界文化產(chǎn)生了重要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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