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些人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
在凄冷的冬天，窩在新疆建設兵團八師的大辦公室里，曾茅總會問自己這個問題。
像潮水一樣，一群人來到這里，然后離開，沒留下任何痕跡。他們來自甘肅、四川，，或者更遙遠的河南。除了背著骯臟不堪的行李，他們身無分文——但他們確實是工人，他們的雙手是最完美的勞動工具。
十多年前，曾茅第一次看見一群一群的農村婦女在棉花盛開的季節(jié)來到新疆，進入綿延上千公里的棉花產區(qū)，用手——或是長滿老繭的，或是布滿血口的——將白花花的棉花摘下，送到加工車間。
歲月流轉，這些人越來越多，每年有將近百萬人的采棉臨時工進入新疆。
棉花是一種最常見不過的東西，在新疆這個中國最大的棉花產區(qū)，它已經成為一個產業(yè)的圖騰——在產業(yè)鏈的最上端，它作為一種原料存在，而在已經變成實物的產品階段，它被稱為中國對外出口的主力軍。
從棉花到紡織品，是一個清晰而且繁雜的鏈條——產業(yè)工人、供應鏈、物流以及進出口貿易。這是一個完美的經濟全球化模型，當然，它也會經歷所謂全球化過程中的每一個變化。
希望之旅
河南西平縣，地圖上一個交通便利的農業(yè)縣——109國道和京九鐵路從縣城穿過，這使得它比別人有更多的機會介入棉花的故事。
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，一個有關新疆棉花的消息開始進入這個封閉而且并不富裕的縣城。在北方傳統(tǒng)的農閑季節(jié)——每年農歷四月到八九月，新疆棉花恰恰進入采摘季節(jié)，盛開的棉花充斥著新疆建設兵團的每一個轄區(qū)。而在這里，人均耕地面積超過150畝，人少地多使棉花的采摘成了瓶頸。
新疆這種季節(jié)性的人力資源缺口對河南、四川這些人力富足省份來說意味著機會。
在棉從種子變成棉花的過程中，大量的生產環(huán)節(jié)已經被工業(yè)化帶來的好處所填充——來自山東濰坊的重型設備每年將大量的耕地翻整一新，來自浙江的打井設備和潛水泵負責將地下水澆灌到干涸的土地上，而來自河南洛陽拖拉機廠的播種機可以在一個小時之內完成60畝地的棉花播種任務。
但采摘這個環(huán)節(jié)除外。新疆建設兵團八師負責對外宣傳的官員曾茅說，快速工業(yè)化無法解決棉花采摘的問題——即便是在西方，這都是一個難題，人力是唯一的解決方案。
這對西平縣的農民來說簡直是天賜良機——和棉花一樣，北方農民在夏秋之交種下的玉米也同樣要由人工掰下，他們在一代一代的農耕生涯中早已積累了這方面的豐富經驗。連續(xù)工作的體力和改善生活的欲望早已久經磨練，于是，到新疆去，將自己掌握的技巧用到棉花上成了很多農民的選擇。
而且，收入回報也是誘人的——三個月左右的棉花采摘季節(jié)，一個農民可以獲得四千元左右的報酬——在人均土地不到一畝的河南農村，這幾乎是一個四口之家在農耕上能夠獲得的全部收入。
于是，收割完麥子之后，大量的農民開始涌進京九鐵路的車站，往西北去，往新疆去，往每一個盛產棉花的省份去——西平縣委宣傳部的人士說，這種擁擠狀況簡直比春運還要嚴重。
這是中國農民的一次集體出行，他們帶著希望以及欲望。
新疆，浙江以及全球
此時的新疆，漫天的棉絮已經占領了廣袤的原野和天空。在采摘季節(jié)之后，浙江的紡織品行業(yè)也將隨之進入新一輪的生產周期。
“一邊是成本，一邊是收益。”浙江東陽縣一個名叫謝名東的商人在紙上比劃著介紹說，從2003年開始，浙江商人們就發(fā)現(xiàn)了一道奇怪的曲線，在新疆棉花產量增加的同時，價格也在上漲——這和人們通常理解的市場原理完全相反。
謎底隱藏在更上游的鏈條中——農業(yè)部的測算表明，種植棉花已成為全國近億棉農收入的重要來源，在各棉花主產區(qū)農戶家庭經營中，棉花收入占現(xiàn)金收入的比重接近1/3。比起種其他作物，農民從棉花中可以得到更高的回報，僅在新疆每年就有近百萬采摘棉花的農民工"摘走"10多億元。
棉農為了獲得收入，必然擴大種植面積和提高機械設備使用率。原來的人力成本是不算錢的，機械代替人力意味著棉花生產成本的增加，再加上近年國際油價上漲的壓力傳導到機械生產中，棉花價格便隨之水漲船高。
而中游的紡織品制造商為了獲得更高的收益，則開始尋找更符合自己預期的原料來源，進口似乎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
據(jù)海關統(tǒng)計，在加入WTO的五年里，中國累計進口棉花830多萬噸，僅今年前七個月，進口棉花就高達274萬噸，超過去年全年的進口量，其中美國棉花占了一半以上。印度、澳大利亞等產棉國，甚至非洲一些小國都開始加緊籌劃瓜分中國市場。
經濟全球化的力量就這樣不經意地到達了中國西部的偏僻角落。
全國棉花交易市場董事長兼總經理王懷貴說，過去向我國出口棉花的國家只集中在幾個出口大國，大的國際棉商只有幾家；現(xiàn)在向中國出口棉花的國家有50多個，主要棉商發(fā)展到幾十家，國內進口棉花的企業(yè)也從少數(shù)幾大國有大型企業(yè)增加到1000多家。
2002年以后，國際棉花價格總體低于國內價格，外國棉花大量涌入，改變了國內棉花的供給形勢，新疆棉花的價格開始下調，在2003年甚至一度跌破成本價。
這種價格打壓影響到農戶的收益。據(jù)農業(yè)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估算，在過去近六年中從國際市場進口的棉花，奪走了我國農民250多億元人民幣的收益，相當于每個種植棉花的農民失去了250元收入。
上游原料價格下跌最終將體現(xiàn)在紡織品的出口環(huán)節(jié)上——這也是此前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所說“七億件襯衫才能換一架波音飛機”的源頭之一。
雖然紡織品生產商是從國外進口棉花，但最終的產品仍將以中國的名義出口，在外國的經濟分析中，他們看重的中國產品出口對外國造成的就業(yè)和產業(yè)沖擊，而不會考慮中國這種出口實際上已經擁有全球供應鏈的初步雛形。
中國價格
來自河南西平的農民一天之內可以采摘15公斤左右的新疆棉花，獲得的報酬大概是30-50元，從新疆的田頭，經過篩選、打包等簡單的物流程序，運送到浙江的生產車間，每噸的物流成本大概在1200元左右。
東陽商人謝名東說，此后的三天之內，他可以完成從棉花加工、紡織到上色以及成衣的全部過程，在這個環(huán)節(jié)中，成本的支出最為明顯——當然他是一個另類，因為很多浙江商人已經采取了直接購買布匹的簡單手段。
但布匹也是棉花變成的。所有的成本都被疊加到最終的銷售環(huán)節(jié)中。于是，當?shù)厝撕饬渴找娴闹笜司捅蝗趸癁橐豁棧阂粋�棉花的成品——T恤、襯衣或者其他——究竟能夠賣多少錢？
棉花的全球之旅在這時才算真正進入高潮，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終點——經過國內的漫長生產加工程序，棉花的最終形態(tài)實際上就是體現(xiàn)在成品銷售環(huán)節(jié)——7美元一件，謝名東的仿制駱駝牌T恤在歐洲市場上大行其道。他說，這個價格扣除物流等其他成本，實際上的利潤已經所剩無幾，大致就是不到1美金。
這已經不是中國剛剛實現(xiàn)產品出口時的那個價格——棉花從原始狀態(tài)到變成商品，價值經過重重分解早就被細化到每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——于是，在《世界是平的》一書的作者眼中，全球化帶來的產業(yè)分工也就意味著產品價值和利潤的再度分解，中下游商品制造者的利潤必然要被把持銷售環(huán)節(jié)的上游銷售企業(yè)分流。
這也可以解釋另一個問題：加入WTO后，中國紡織業(yè)的發(fā)展不僅面臨發(fā)達國家的設限阻擊，就連發(fā)展中國家也開始頻頻抵制中國的紡織品。但在銷售環(huán)節(jié)，中國紡織品一直是最受歡迎的——在歐洲的零售商看來，它體現(xiàn)了經濟全球化的基本趨勢——龐大的底層供應體系、具有巨大產能的中端生產體系以及能夠以產能打壓價格的銷售體系。
于是，在西方經濟學中，一個嶄新的術語開始出現(xiàn)——中國價格。這個名詞的背后，意味著“中國的生產能力和市場規(guī)模意味著中國的經營模式很快將會成為全球仿效的標準，而這種標準下不僅工資水平較低而且勞動保障不力”。
那么，最終的受益者是誰？在銷售企業(yè)看來，消費者是毫無疑問的最大受益者，他們在享受全球分工體系下的物美價廉的產品，而在生產企業(yè)看來，他們解決了社會的就業(yè)和生產力提升問題。但問題是，這并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關系。
這使人想起《經濟學人》的一篇文章，一個國家的龐大產能意味著對另一個國家的產業(yè)壓縮和就業(yè)沖擊。因此，文章采用的標題是《哥們，這是一個政治問題》。
為此，世貿組織國際貿易中心近期正在起草一個報告，內容是鼓勵中國從不發(fā)達國家進口棉花，以便使這些國家都能從我們飛速發(fā)展的紡織業(yè)中獲益，以改變對外輸出的負面印象。
“報告出臺后勢必會發(fā)起新一輪推動中國加大棉花進口的呼聲，但是真的放開棉花進口，受害最大的可能是我國棉農。”東華大學紡織經濟研究所顧慶良教授說。
所以，在棉花的全球流傳過程中，它已經被附加了更多的非經濟背景。經濟學者們說，這就是全球化的磨合以及運行雛形——在這個意義上，曾茅一直在考慮的問題“那些人究竟到哪里去了”似乎并不重要，因為只要新疆的棉花產業(yè)存在，他們就還會出現(xiàn)，并且人數(shù)會更加龐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