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沒有放鞭炮，沒有擺花籃，沒得任何儀式，我們在30多平方米的店鋪擺了6張桌子。四哥、六哥、老媽齊上陣，還請了兩個服務員，就算開張了。”
現(xiàn)年89歲的謝貴芳如今閑不住，頭發(fā)花白的她在幺兒楊小林位于成都土橋的面店幫忙，手腳麻利，思維清晰。面店規(guī)模并不大，卻赫然打著“成都名小吃×××面店分店”的招牌。謝貴芳笑著張羅記者坐下，一舉一動都是生意人的熱情和周到。
以前，聰明能干的謝貴芳就從父輩那里繼承了祖?zhèn)鞯拇ū睕龇凼炙�。后來，謝貴芳和丈夫先后生了10個子女，加上贍養(yǎng)老母親，兩口子收入拮據(jù)。1961年，謝貴芳來到街辦竹器社計件做工，丈夫則到沙河水泥廠工作。
1973年，丈夫去世，生活的重擔全部壓在謝貴芳身上。1979年，謝貴芳退休，單位一次性給了1100元。當時，謝貴芳的四兒子楊樹安和六兒子楊樹元賦閑在家，幺兒楊小林還在讀書。謝貴芳的眉頭皺緊了：這日子怎么熬啊？“要不你還是賣涼粉嘛。”老姐妹幫謝貴芳出主意。
改革開放以后，國家允許搞個體經(jīng)營，不如重操舊業(yè)，謝貴芳決定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。當年6月1日，“牛市口涼粉店”正式開張，經(jīng)營涼粉和小籠包子等。“沒有放鞭炮，沒有擺花籃，沒得任何儀式，我們在30多平方米的店鋪擺了6張桌子。四哥、六哥、老媽齊上陣，還請了兩個服務員，就算開張了。”
爭議聲中 低調添置彩電收音機
楊小林回憶，店鋪就在當時的勝利電影院對面，成都無縫鋼管廠、成都工程機械廠等眾多大企業(yè)都在附近，這是整條街乃至整個城東的第一家個體餐飲店，幾乎毫無競爭對手。加上街坊鄰居都知曉母親的手藝，開張頭天，顧客就排了200多米。“很多顧客就蹲在路邊吃，路邊堆了一排吃過的碗筷。”一家人都沒想到，這一角錢一碗的涼粉、一角五分錢一碗的肥腸粉和4角一籠的小籠包，一天竟然賺了200多元。
大約過了4個月，家里就有了萬元以上積蓄。有了錢，家里便開始添置家電。14英寸的彩電花了1400多元，神笛牌收音機花了668元，這在普通人家里，連想都想不到的事。當時，哪家有了收音機，都會把至少半米長的收音機放在自行車上，在小巷里走家串戶地大聲顯擺。很多人也跑到家里來看電視看稀奇。
不過家人都盡量保持低調。改革開放初期，仍有很多人認為去國營單位工作才臉上有光，而個體戶做生意很沒面子。當時，楊小林的同學就常用異樣的眼光看他，還嘲笑他是“賣涼粉的”。
有了錢，家里便開始添置家電。不過家人都盡量保持低調。改革開放初期，仍有很多人認為去國營單位工作才臉上有光，做個體戶很沒面子。
做大品牌 投資百萬籌建小吃城
當時沒有品牌意識，沒想到要做大做強。2004年，牛市口部分商業(yè)路段拆遷，牛市口涼粉店也不復存在。
1983年，四兒子楊樹安決定自立門戶，在牛市口涼粉店對面開了一家面館。“吃客們都知道兩家店其實是一家主人，說是搶涼粉店生意，還不如說是把顧客分流了。”坐在春熙路的面館里，現(xiàn)年近60歲的楊樹安憶起當年情形，臉上浮起笑意，“一開門就開始忙，很多客人都是從西門、南門騎車過來吃肥腸粉，好多學生是早餐必吃一籠包子再去上學。”
當年，楊樹安在成都市房建公司當工人，因為覺得工作“風吹日曬看不到希望”，才跟母親下海經(jīng)商。如今楊樹安已在春熙路、長順上街和土橋開了三家分店，自己的面店也被評為成都名小吃。老六楊樹元也在世紀朝陽附近經(jīng)營起小有名氣的魷魚湯鍋。
經(jīng)營餐飲店的前幾年，幾乎沒遇到任何危機。直到1984年，牛市口才出現(xiàn)了其他館子。大家都瞅準了餐飲業(yè)這個金餑餑，餐飲店也隨之多了起來。這時，牛市口涼粉店開始向行家取經(jīng)，改良技術、增加品種。楊小林介紹，四川餐飲協(xié)會收集整理的《成都名小吃》也把牛市口涼粉店收錄在內，并對母親謝貴芳專門進行了采訪。但由于當時沒有品牌意識，沒想到要做大做強。2004年，牛市口部分商業(yè)路段拆遷，牛市口涼粉店也不復存在。
楊小林躊躇滿志地說，明年他準備和兄弟投資上百萬元，在花牌坊建一個飲食城，就以“牛市口涼粉店”命名，母親就是飲食城的活招牌。
